本子译好了，可谁也没做过配音，怎么办？
这个时候的袁乃晨已经做过一部短影片的演员，也编导过一部科教片，知道了什么是镜头，什么是远景近景特写。可是怎么做翻译片还心里没底，大胆的他又是摸索着干。先是领了一块秒表拿着，到放映室里看素材片，选一段台词长的片断，记下时间长短，背下这一段的汉语台词先试着配音。觉得还不行，又找来孟广钧，让他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。然后，袁乃晨手里掐着表，说开始，他说汉语台词，孟广钧说俄文台词，看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说完台词。就这么一点点地磨，对词是对上了，可是却很像背书。
这关过去之后还有一关，解决时间、感情后，最主要就是在语言上下工夫，片中演员开着口，配音就不能是闭的口型，那处人家是张嘴的，这边中文就得改成开口字，否则，意思虽然没错，但口型对不上。比如《普通一兵》中，战士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喊着：“乌拉！”俄文的意思是“万岁”。如果按照原文配，一是口型不对，二是也不合中国人的习惯。袁乃晨上过战场，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“冲啊”，为什么不可以把“乌拉”译成“冲啊”呢？口型相近，又符合剧情，配起来一试，果然口型也对，中国人听了也觉得顺耳。袁乃晨和孟广钧为对口型费尽了心思，有时憋得头都痛，如果没想出来，晚上睡觉都在想。
对完成翻版片心里有底了，下一步是找合适的配音演员。袁乃晨心目中有这样的标准：男声要浑厚有力，女声要清脆甜美。当时东影有一个小型的剧团，只有五六个人，声音却都不合适。刚好军大文工团的部分演员在拍一部短故事片。袁乃晨就找到他们听声音，仍然不是很满意。他问团长还有没有别的人，结果，放映员张玉昆和服装员吴静被挑中了，这二位根本都没上过台，一听说演电影就有些紧张，连连说自己不会演戏。袁导说，不会不要紧，我教你们。
到了1949年春天，长春已经解放，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原址。生活安定下来了，条件也相对好了一些。袁导组织翻版组开始为影片配音。这就是翻译片《普通一兵》。
选定了两个主演和次要演员。在分镜头的时候，袁导把主要角色的戏都要演上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。想象的东西先自己揣摩透了，在和演员取得了共同的理解之后，才开始拍摄。在摄制组外出摄外景时，袁导就教演员练台词，一句一句地教。
影片完成后，在厂里的小礼堂放了一场，座无虚席，放完之后，掌声雷动。光是厂里认可还不够，关键还要看看苏联人怎么评价。1949年5月16日，袁导演带着片子到了哈尔滨，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驻东北总经理聂斯库伯在哈尔滨一家“老毛子”修建的影院里，审看了这部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《普通一兵》。灯一亮，聂斯库伯热烈拥抱中方译制导演，这位一向傲慢的“老大哥”赞叹说：“想不到配得这么好！你是中国的‘译制片’之父！”
这位被称为“译制片之父”的年轻电影人当时才满30岁。
第一部翻译片大获成功，使得厂里决定做译制片这个新片种。由袁乃晨牵头成立翻版片组，先后在北京、吉林、哈尔滨、长春等地招募70多位人才。作为第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者，当时条件的简陋和艰苦不言而喻，而在《普通一兵》成功的第二年，片组的译制片的产量就达到31部，令人惊叹。
袁乃晨老人说，当时他选择演员的标准就是要声音不要形象，文化程度不太考虑。半年期就招了100多人，俄文、日文、英文翻译都招来了，然后分为4个摄制组同时进行翻版片的工作。同时又办了两个班，一个是语音班，训练普通话，矫正他们的地方话；一个俄文班，提高他们的俄文水平，增加他们对原片的理解。
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复活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、《流浪者》、《忠诚》等等，当时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有名气的译制片，差不多都是长影翻译的作品。一时间，译制片独领风骚。著名配音演员孙敖、李真等人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。鉴于长影翻译片对中国电影的贡献，当年刘少奇还以中央的名义向翻译片发来嘉奖信。